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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研究  
覃华平||我国仲裁裁决撤销制度探析及立法完善之建议(一)
作者:    来源:

作者:覃华平,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国际航空法、国际商事仲裁。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201702

 

为了便于阅读,本文注释已略,未获得作者及刊物编辑部授权。仅作学习交流之用,如有侵权请留言,我们会立刻删除处理。

 

 

【摘  要】  撤销仲裁裁决是国内法对商事仲裁进行司法干预的一种表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仲裁裁决的程序性正义,这项制度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仲裁法》第五章用了四项条文对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作了规定,应当说该规定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仲裁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和程序规定显然存在不足之处,无法满足我国仲裁业的发展,在实践中还经常造成司法混乱,因此需要修订。本文在逐条剖析《仲裁法》的规定后,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提出建议立法条文。

【关键词】  仲裁裁决  撤销  仲裁协议

 

 

  

引  言

 

         “一裁终局”是民商事争议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体现了当事人要求快速定纷止争的愿望。但是在仲裁实践中,有时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使得当事人丧失陈述案件的机会或者其他可能导致不公平裁决的情形,那么在“一裁终局”制度下,当事人是不能向法院上诉或者向其他仲裁机构提起重审的。在此情形下,司法应当给予必要的监督,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就是广为各国接受的一种监督形式。所谓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是指裁决当事人在发现仲裁裁决存在法定可撤销事由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的制度。裁决撤销制度向当事人,特别是败诉一方当事人提供了主动保护自己权益的机制。但有人提出应当废止撤销制度,认为败诉一方当事人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理由阻止法院对裁决的强制执行。不过在实践中提起撤销之诉的并非一定是败诉一方当事人,还有可能是其主张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所谓胜诉一方当事人。而且,有些裁决并不需要启动强制执行程序,那么如果没有撤销制度,败诉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由此可见,撤销制度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权益的主动保护。尽管如此,当事人提出撤销裁决的事由和程序都应当严格规定,不能使“一裁终局”沦为虚设,造成法院对仲裁的过度干预,不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纠纷,从而严重影响仲裁的发展。

       我国《仲裁法》对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作了相应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仲裁实践的发展,有些规定已经显得滞后,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仲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需要予以修订。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逐条分析《仲裁法》对撤销仲裁裁决的规定,然后参考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以下简称《示范法》) 的有关规定,提出修改建议稿。

 

 

一、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仲裁法》第 58 条规定了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分别是:没有仲裁协议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下文将对上述几项理由分别进行论述,并提出立法修改意见。

 

(一)申请人举证之事由

 1.没有仲裁协议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庭对当事人提交的争议行使管辖权的基石,当事人没有达成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都将使仲裁管辖成为空中楼阁,作出的裁决也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自然应当成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现行《仲裁法》只规定了“没有仲裁协议”一种情形,从字面理解, 似乎仅指当事人根本就没有选定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并不包含签订了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 但是仲裁协议或条款因为某些法定原因而无效、失效的情形。但在实践中出现争议情形更多的是当事人有提交仲裁的合意,并且签订了仲裁协议,但是双方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存在争议,或者是仲 裁协议因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被宣布无效。比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的解决方式: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如一方对仲裁结果持有异议,可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可以预见,败诉的一方当事人一般都会再向法院寻求救济,这就涉及确定该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另外,从仲裁立法和实践来看,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各国一般都采取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我国《仲裁法》也赋予仲裁机构该项权力。因此 不排除仲裁庭在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上存在过失或者错误判定,那么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当然可 以申请撤销,这体现了司法对仲裁的监督。为了弥补《仲裁法》规定之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在其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将“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视为没有仲裁协议”。事实上,将仲裁协议无效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也被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颁布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所确认。该《示范法》规定,在“第 7 条所指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 ;或者 根据各方当事人所同意遵守的法律或在未指明法律的情况下根据本国法律,该协议是无效的”的情况下,仲裁裁决可以被撤销。

       综上所述,本文建议在修订《仲裁法》时增加在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裁决也可以被撤销的规定。 该种立法方式干净利落,内容涵盖全面,无需司法解释进行补充。

 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

        众所周知,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庭行使管辖权的基石和权源。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约定将其有关争议的全部或部分提交仲裁,那么仲裁庭只能就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作出裁决,不能超越此权限,否则其裁决有可能被撤销,这就是所谓的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的 情形,在实践中也称作超裁。需要注意的是,超裁不仅包括超出仲裁协议,还包括超出仲裁请求。是否超出仲裁请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仲裁裁决书上的裁决事项与当事人的仲裁请求的对比, 超出仲裁请求事项的裁决也可能被撤销。

        从功能上讲,仲裁委员会属于仲裁案件的行政管理机构,并不实际参与案件的审理并作出仲裁裁决,因此,“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规定似乎让人有些困惑。本文认为,所谓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应当是指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争议事项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情形。一般而言,可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都是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的事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的争议一般不可仲裁。通常认为不可提交仲裁解决的包括涉及收养、监护、监管以及婚姻等事项的争议,这即是所谓的可仲裁性问题。关于哪些事项不可提交仲裁解决,各国法律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如果当事人将不属于可仲裁解决的争议提交仲裁并取得仲裁裁决的,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并且应当作出撤销裁决的决定。也就是说,即便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抗辩,法院也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作出相应的决定。《示范法》也将对可仲裁性的审查列为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范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此处应当删除“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将其另作规定。

 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仲裁相对诉讼而言,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这种意思自治仅受制于有关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在此前提下,当事人可以根据交易或争议的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将争议提交仲裁、将哪些争议提交仲裁、采用何种仲裁程序规则、诉诸机构仲裁还是临时仲裁、仲裁员的选定等事项。另外,当事人即便选定某机构的仲裁规则作为程序规则,在一般情况下还可以就该规则进行变更,只要不违背仲裁地法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在此情况下,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的进行必须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进行,否则就构成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而履行正 当的程序是确保仲裁裁决公正的必要条件。现行《仲裁法》仅规定了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并通过司法解释将“违反法定程序”解释为包含违反《仲裁法》和当事人选定的仲裁规则两种情形,这 种解释明显属于扩张解释。当事人选定的仲裁规则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同时仲裁规则的制定者一般都是仲裁机构,不论是当事人还是仲裁机构都不属于立法主体,其制定的规则当然不能属于法定程序。《示范法》也将“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的约定不一致,除非此种约定与当事人不 得背离的本法规定相抵触;无此种约定时,与本法不符”情形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充分体现了仲裁的高度自治性。因此,本文认为《仲裁法》应当在此处增加“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只 要这种约定不违背仲裁法的强制性规定即可。

 4.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由于很多仲裁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其选定的仲裁员一般都具有涉争案件的专业知识或 者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案件的证据材料有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仲裁庭有权独立认定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以及重要性。仲裁庭在认定证据时,除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外,还可以结合行业惯例、交易习惯等,综合案件整体情况进行认定。仲裁中仲裁庭对证据的认定并不当然受诉讼证据规则的约束,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27 条第 4 款明确规定“仲裁庭应就所出示的证据的可采性、关联性、实质性和重要性作出决定”。这表明仲裁庭具有独立认定证据的权力。但是,我国现行《仲裁法》第 58 条第 1 款第(四)项和第(五)项的规定明显是受诉讼程序规则的影响,对仲裁证据的处理完全照搬民事诉讼的方式。在实践中根据该两项规定而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不在少数,其合理性引起广泛质疑。事实上,对该两项的审查涉及对仲裁案件的实质性审查,而不再是局限于程序审查,这与很多国家的仲裁实践不一致,这也影响了我国司法对仲裁的友好态度和支持,不利于我国仲裁业的发展。另外,从仲裁案件审理的程序看,申请撤销裁决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证据的出示以及证 据的真实性提出请求和质疑。如果其合理的请求和质疑没有得到仲裁庭的回应和说明,那么这种情形可以被认定为仲裁庭违反了仲裁程序,属于可被撤销的事由。但是仲裁庭对证据的认定权力应当是不容挑战的,否则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申请撤销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明知有关证据的真实性是可疑的,但是并不立即提出,而是等待裁决结果出来后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存在很强的投机心理,这势必影响仲裁的高效性。再有,在解决民商事争议时,考虑到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一般都采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不能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判决承担不利后果也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总之,这两项规定较为原则,可执行性较差,极容易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这两项事由被滥用的风险始终存在。比如,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申请撤销案件中,仲裁案件申请人在庭审中陈述其法定代表人病重,但事实情况是, 法定代表人已经去世。在撤销申请中,法院认为仲裁申请人隐瞒了法定代表人去世的事实,构成《仲裁法》第 58 条第(五)项中的“隐瞒证据”,撤销了该案的仲裁裁决。事实上,申请人以隐瞒证 据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仅需要考察此种隐瞒行为是否足以影响裁决的公正,还需要审查该份 证据的证明力和重要性以及对案件结果的影响力。在本案中,法院并未阐明法定代表人去世这一事实对案件的影响程度。另外,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法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庭。在司法实践中,只有代理人出庭的情形比比皆是,只要当事人对代理人进行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完全可以由代理人出庭。像这样不令人信服的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在实践中并不鲜见。

      综上所述,鉴于这两项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在司法实践运用中存在诸多难点,比如隐瞒证据是否需要结合举证责任来判断?结合的规则是怎样的?在中国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下,不存在像英美法系那样严格的文件披露程序,在实践中,当事人的举证规则仍然因袭诉讼中的模式,即在一般情况下的谁主张、谁举证与特定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根据辩论主义原则,当事人没有义务证明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另外,对这两项事由的审查几乎不可能不涉及对案件的实体审查,这种做法与支持仲裁、确保仲裁独立进行的要求是相悖的。因此,很多国家的立法并未将这两项事由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示范法》也没有将其作为法定撤销事由。因此,本文建议《仲裁法》在修订时删除这两项事由。

5.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仲裁法》对仲裁员的任职资格作了规定,包括专业能力和道德品质。纵观世界各国关于仲裁员的任职资格,专业能力的要求可能各有差异,但是在道德品质方面,都要求仲裁员公道、正派,这主要是源于仲裁的民间性和多数情况下的一裁终局性。如果仲裁员在仲裁中有任何不轨行为或者与案件以及案件的当事人有任何利害关系,都可能构成被回避的理由。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回避也作了相应规定。《仲裁法》关于仲裁庭的组成规定也尽量保证仲裁员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也不能确保每名仲裁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绝对公正、独立,仲裁员可能出现索贿受贿的情形,如果这种情形是在裁决作出后当事人才发现的,那么当然可以以此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过在实践中,根据此项理由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况非常罕见。

        另外,在仲裁案件中,当事人有可能就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仲裁庭根据有关规则确定应适用的法律。仲裁庭有权对应适用的法律作出解释并适用到案件中去。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不排除仲裁庭错误理解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情形。比如,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申请人称 :“......本案首席仲裁员,是法学专家,不应当曲解一般的债法理论和常识,而本案适用《合同法》第 150 条基本上不可行,显然是曲解法律。《担保法》第 49 条应当适用本案,仲裁员认定该法律规定‘应当视为物权转让行为无效,而不是买卖合同无效’ 构成了枉法裁判行为。”这种理解是不利于被申请人和仲裁庭的扩大解释,不值得鼓励,因此,法院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另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有时会约定依据公平和友好的原则作 出裁决,此时仲裁庭并不必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因此,“枉法裁判”的外延过于宽泛,容 易造成法院对仲裁庭审理案件的实质性干预,建议删除“枉法裁判”文字。

 

(二)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之事由

        人民法院认定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1958 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明确将违背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我国仲裁法也将该理由作为撤销裁决和不予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只是用语不同,我们使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公共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至今都未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但是利用公共政策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应当慎用,这是为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同认可的。因此,我国法院以公共政策为由撤销仲裁裁决或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并不多见。法院在适用公共政策时应当加强说理,否则有滥用公共政策之嫌。事实上,本文认为针对国内仲裁裁决是否有必要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法定撤销事由是值得商榷的,如果确实要保留,那么应当加以程度限定,比如,将条文修订为“明显”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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