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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茶座  
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模式思考
作者:莫世健    来源:
 

一、         导言

 

国际经济法(以下简称“国经法”)双语教学研究是一个复杂问题,既涉及国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的关于法学教育是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之争,又涉及法律或国经法双语教学的定义和目的争论。法学教育性质之争论被2006年在上海召开的大学校长论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此论坛中,虽然多数大学校长主张维持中国目前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的局面,[] 以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校长为代表的部分大学校长也已经提出本科应取消管理、法律等专业的改革设想。[] 此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将法学教育提高到研究生培养或类似研究生培养层面。按照改革派的观点,中国法学教育将向专才教育或精英教育方向发展。法律双语教学或国经法双语教学在通才教育或专才教育两种理念下的作用、内容和运作模式有巨大差别。本论文是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为基础和前提的。按照教育部目前的政策,我国法学教育仍然是通才教育,而在通才教育的大环境和前提下培养国经法专门人才的双语教学也必须反映通才教育的特点,至多不过是对通才教育的补充和有限度的专业化训练。这样的基础、前提和限制对判断某国经法双语教学模式的理性化有决定作用。

 

如果必须谈国经法人才培养的话,笔者则认为国经法人才培养是专才教育,否则就不会有“国经法人才”培养的概念。如果期望毕业生能够马上或尽快适应国经法律工作的话,学校就必须提供足够的“专才教育”,设立特殊课程安排、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否则就不会生产出国经法专才。国际法律工作有自己的特点和人才素质要求。有些通才法律毕业生可能永远也不能胜任国经法领域的工作。[] 这就是在国经法教育领域内提供必要的专才教育的理性所在。但必须承认,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国经法专才培养是一个需要特别限定的概念。当我国教育制度改革朝通才培养发展,法学本科只有一个通用的“法学”文凭时,国经专才培养在本科层面只能体现在个别课程设置,而在研究生层面才能真正进入到所谓专业方向层面的讨论。本论文的目的是探讨涉及国经法双语课程教学的普遍性问题,而不会就国经法课程中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专业程度的差别,以及此差别对国经法双语教学模式的影响进行专门分析。

 

二、          “双语教学”概念解析

 

      “双语教学”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各种观点、[]百花齐放、[]缤纷灿烂、[]五花八门。[] 但笔者认为多数观点的形成缺乏合理的基础或脱离了必要前提。他们的共同缺点是忽视了“双语教学”一词或概念在我国的演进历史和法理基础,因而缺乏建立一个合理和实际的概念解释之根基。“双语教学”可以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模式,也可以是一种被政府行政推动的教学模式。至少在大学教育界,“双语教学”是被政府强制推动的教学模式之一。虽然文字表述相同或相似,理想的模式不等同于政府行政推动的模式。我们现在讨论的“双语教学”概念也必须分这两个层面考虑,才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教育界里搞的沸沸扬扬的“双语教学”始自教育部2001年第4号文件。该文件的标题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既然该文件将所谓的“双语教学”引入我国教育体系,当然有必要认真研究该文件就“双语教学”问题的具体表述,以确定该文件将“双语教学”引入中国教育体制的初衷。该文件第8项题为:“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全文转引如下:

 

按照“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 WTO 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 5%-10% 。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以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

 

该段文字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体制引入“双语教学”的法理基础,脱离此基础的法学双语教学定义是错误的。[] 整体分析,该段文字主要意义有四点:1)本科教育需要逐步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部分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2)部分学科、包括法学,的“外语教学课程”需要在2004年后达到总课程的5%-10%左右;3)暂不能进行外语教学的大学可以采取过渡式的“外语教材、中文授课”的教学模式;4)该文件将“外语教学”逐步引入大学本科层次教育,而没有说明是否也需要引入中小学层次的教育。必须指出整篇文字提到的是“外语教学”,而没有使用“双语教学”的表述,也仅仅明确针对大学本科教育而言。至于后来如何演绎为包括大、中、小学教育在内全国性“双语教学”则不得而知。[] 这种现象一定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某种“行政管理教育”的思维模式相关,也不能排除我国流行的干什么都“一窝蜂”、“赶潮流”的心态影响。

 

4号文件的“外语教学”和“双语教学”的文字涵义是有差别的。“外语教学”的文字涵义是用外语讲授全部或绝大部课程内容,否则就不应当是外语教学。而“双语教学”的文字涵义则是用中文和外语共同讲授某课程。“外语教学”和“双语教学”概念中的微妙差别可以通过人为定义的方式控制或矫正。但除非明确说明、从文义上看外语在“双语教学”模式下的比重则可能会比在“外语教学”模式下的外语比重低些。第4号文件的使用的“外语教学”与“外语教材、中文授课”两种表述不同,后者是前者的过渡方式,而“外语教学”则一定不能是使用外语教材,但用中文授课的模式。虽然“外语教材、中文授课”是教育部第4号文件所允许的过渡方式,但终究不是第4号文件所希望建立的“外语教学”模式,因而不能成为当今通用的“双语教学”概念的标准模式。所以,落实教育部第4号文件的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是“外语教学”模式中外语应当占有的比重问题。部分高校为了迎接教育部评估所设立的双语教学具体标准为解释此问题提供了参考。按照现在可以查到的关于部分高校准备迎接教育部本科评估的资料判断,“双语教学”课程被定义为:指除外语课程外,“采用了外文教材,并用外语授课的课时占该课程课时的50%以上(含50%)的课程”。[] 此类范例证明教育部实际上也已经接受了从第4号文件“外语教学”向“双语教学”的转变,并用“双语教学”一词取代了原来的“外语教学”一词。然而现行的50%外语标准要求也就成为了解释教育部第4号文件“外语教学”模式中强制外语比重的参考和标准。因此,至少可以说现在使用的“双语教学”一词的官方涵义是较清楚的,即除外语课程外的外语授课课时占该课程课时50%以上(含50%)的公共或专业课程。此现行评估标准将直接影响我们对国经法双语教学模式的学术讨论。

 

    “双语教学”一词产生的官方背景对我们了解“双语教学”概念不同解释之争有积极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双语教学”概念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是它的文字涵义;第二是特定涵义。文字涵义是概念文字所表达或可能表达的通俗意思,特定涵义则是我们在使用此特定表述时所应当给予该表述的特定意思。两者的判断标准可能不同,导致的解释也可能有一定差别。

 

    就文字而言,笔者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该概念的中文涵义和英文涵义两种。如果讲中文涵义,笔者认为可以简单地说:该概念是指用两种语言,即中文和外文(通常指英文),所进行的教学。此时的“教学”与“教育”不同。教育是一个更广泛和抽象的表述,而教学则指具体的“教”和“学”的过程、方法和模式。[11] 在此意义上,“教育”的概念宽于“教学”概念。如果用英文表述,人们则想到两个词:bilingual teachingbilingual education(可译为: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有些人已经有意识地将这两个词分开讨论,[12] 而多数人不加区分地将两个英文词和“双语教学”混合交叉使用。[13] 关于这两个英文词的使用,笔者援用一段网络信息加以说明:[14]

 

1、国外“双语教育”的界定。“双语教育”是由英语专门术语“bilingual education”翻译而来。至今为止,国外有关双语教育的界定不下几十种。综观林林总总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广义的双语教育和狭义的双语教育:广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狭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内容的教育。

2、我国“双语教学”的界定。比较而言,我国目前开展的双语教学基本符合狭义的双语教育的界定。因此,我国双语教学主要指的是,学校中全部地或部分地采用外语(英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非语言学科的教学。                  

 

王斌华教授在《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一书中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外大都采用‘bilingual education’(双语教育)或‘bilingual schooling’(双语学校教育)的提法,很少采用‘双语教学’的提法。 目前, 我国较多采用‘双语教学’的提法, 在汉译英时, 我国学者通常把它译成‘bilingual teaching’。在外国人眼里,这种译法多少显得有些别扭和牵强。不过,我国目前采用‘双语教学’的提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以上讨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进行的关于“双语教学”相关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就“双语教学”概念研究而言,目前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观点占主导地位,且多数人从英文的“bilingual”或“bilingualism”寻找答案。[15] 部分研究法律或国际法双语教学的文章也是以作者的外语训练为基础形成的,将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引入法律双语教学。[16] bilingual education到“双语教学”或“双语教育”的过渡成为了我国目前对“双语教学”定义的主要方法和途径。[17] 笔者不反对以“双语教学”的英文对应词为研究“双语教学”概念出发点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会在定义“双语教学”时参考相关的英文词涵义。但笔者希望强调对“双语教学”作为一种抽象教学或教育模式的定义和作为我国现实或具体教学模式定义之间的差别。抽象模式的标准和定义是广义的和普遍适用的,具体模式的标准和定义受到具体目标或期待的限制和影响。目前我国在大学里推行的“双语教学”是一种具体或现实模式,必须按照教育部设立的特定目标和相关政策的期待目标进行定义和调整。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抽象的“双语教学”概念是指一种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综合,受到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因素影响。例如,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在此背景下的双语教学或双语教育则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需要的结果;而部分国家推行的官方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或教育则体现了相关国家的民族政策和人权保护理念;当然欧洲部分国家实施的双语教学或双语教育与这些国家特定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相关。在此意义上的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的概念有一定重叠。具体的“双语教学”概念在必须在具体环境中定义和解释。由于目前在我国中小学推广的“双语教学”的法理基础不清,笔者无法对此定义。目前在我国大学里推行的“双语教学”是一个具体概念,必须考虑教育部相关政策导向和标准。因此,笔者认为此具体概念应当定义为:除外语课程外的,使用以外语为主教授或外语讲授占相关课程50%以上课时的课程;该教学模式的目的是提高本科生的使用外语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以适应我国对外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该具体“双语教学”概念的定义适用于国经法专业课程教授,但必须根据法律工作需要和我国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18] 除非特别说明的,本文将以此概念作为讨论的基础和起点。

 

三、         国经法双语教学课程和教材的选择

 

国经法是本科法学课程14门主干课之一。但国经法专业方向下所可能开设的课程却不止此一门课。原则上讲,任何与国际经济法内容相关的法律课程都可被视为国经法课程之部分。例如,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支付、国际运输、货物和船舶保险、国际投资、国际收购和兼并、国际知识产权相关交易、国际金融法、WTO法、国际税法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都可以成为国经法专业课内容。这些内容又可以进一步细化。因此,有可能成为国经法双语课程的选择还是比较广泛的。如何选择双语课程教材则是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

 

笔者认为既然教育部引入“外语教学”或“双语教学”的初衷之一是提高本科生使用外语处理专业法律问题的能力,国经法双语课程的选择应当以国际经济活动的具体法律需要为标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交流是全方位的,因而从理论上讲所有国经法问题都有实用意义。但如果按照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模式和范围看,国经法所可能涵盖的课程内容中也是能够分出目前常用和不常用类别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支付安排和运输合同是国经活动中较常见的方式。在国外的兼并收购和海外投资目前则相对少些,但正在兴起和扩大。再者,我国目前与美国、欧盟和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交往明显高于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交往,但这不能说研究非洲法律或阿拉伯法律不重要。实践需求和市场因素都应当成为我们选择和设置国经法课程的合理考虑。但这些理论上的合理性考虑往往会受到国内教材资源或各法学院人力资源方面的限制。有的科目缺乏合适教材或资料,有的科目则缺乏合适教员。因此,作为提供双语课程的各法学院只能在市场需求、资源限制和考核标准要求等客观因素中作出他们认为最合理的选择。如果有些课程是作为唯一能开出的双语课程开设的,其实用性和合适性都是次位选择。开设课程的有限性是教师资源短缺和合适教材不足的必然结果。

 

最近几年虽然不少出版社都引进了一些国外原版教材、特别是英文教材,也有出版社出版了国内学者写的英语教材,但能真正作为国经法课程教材的不多。国外教材如何能够本土化,即真正适合国内学生外语水平和知识结构需要是一个需要授课老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问题,而国内英语出版物是否真能和国际接轨、即与国外同类教材在内容、水平和文字上具有可比性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这些因素又与教材质量直接相关。总之,国经法英文教材的选择仍然是用英语教授国经法课程的主要瓶颈之一。

 

    综上所述,国内绝大多数法学院在国经法教学方面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选择方面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此暂时不能逾越的障碍限制下所开设的双语课程必然有先天不足的特点。

 

四、         国经法双语教学方法探讨

 

国经法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以英文课程为例。绝大多数国外英文国经法教材来自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律思维必然带有普通法色彩,法律分析必然以案例教学为主。这些教材当然也必须按照与此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教授。仅仅读英文文字是不够的,仅仅读英文的条款也是不够的。笔者认为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国经法课程的教授至少需要考虑满足以下三项要求:

 

第一、               授课老师必须对教授内容按照普通法解释的法理原则解释,否则就不能客观、真实的向学生展示原著色彩;

 

第二、               授课老师同时也必须将普通法的解释原则和中国法解释的法理原则加以比较,否则就不能将教材本地化,多数学生很难消化英文原著的思想、内容和原则;

 

第三、               授课老师必须首先自己懂得什么是案例教学和法律的逻辑推理,并能够正确使用案例教学,否则就不能正确、合理、有效地向学生教授案例和案例所预示的法律规则。

 

以上三个特点对授课老师提出较高要求,目前国内多数法学院缺乏相应师资是有效完成双语教学的另一瓶颈。

 

    双语教学的中文和外文比重也是教学方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在笔者教授的几门双语课程中,有的学生希望多用英语,有的学生希望多些中文,有些希望英语的语速尽量慢些,有些则希望正常语速。上课时念教科书学生会有意见,上课时仅蹦英文单词学生也会有意见,上课时用英文资料而仅用中文讲学生也有意见。总之是众口难调。所有在中文法律授课中会出现的问题在国经双语课程中同样会出现,而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或困难则是双语课的额外负担。在双语教学中能够以中文和英文自然转化,并按照学生理解需要适度掌握中、英文使用对师资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笔者在使用双语比重方面尚未摸索出成功经验。如果中文使用多了,势必大部分成为对已经讲授的英文内容的翻译,讲授速度放慢。如果简单地避免用英文和中文重复说明同一问题的话,即就困难问题直接用中文教授的话,则使学生失去了练习用英文理解英文法律内容的机会,对学生语言能力提高不利。这一教授语言、效果和进度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笔者仍然思考的问题之一。

 

    虽然笔者没有成功的经验,但对此类教学方法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               就语言比重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尽量多地使用英文教授和讲解,在讲解中要注重尽量使用原汁原味的英文,而少用中文思维构造出来的英文表述;

 

第二、               在解释与中国法律思维差别比较大的法律概念、原则,而发现多数学生出现茫然表情时,要适当地用中文讲解英文内容,确保学生理解讲授内容;

 

第三、               授课时间长时,学生会疲劳、反映速度变慢,这时中文使用多些能帮助他们的理解;

 

第四、               对特定的英文法律概念必须向学生提供清楚的解释或定义,以避免出现由于对英文文字或法律内容理解的误差导致的概念性错误;

 

第五、               对某些字典上翻译不准确、恰当的英文词有必要向学生清楚地解释中文涵义,否则他们使用字典也无法真正了解相关词的法律涵义。

 

这些是笔者关于双语教学方法的点滴体会,也是笔者认为能够解决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部分问题的有效方法。

 

五、国经法双语教学对教员的要求

 

    国经法双语教学对教员素质有较高要求。教员需要不仅懂语言,也懂法律;不仅懂中国的相关规则,也要懂国外相关规则;并能够驾驭不同语言和规则体系。虽然“懂”的概念内涵很大,有相当大的幅度,但能够到达以上目标最低标准的教员在我国现有法学院中也是不多的。[19] 因此,合格双语教员培训也是提高我国国经法双语教学水平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之一。

 

    国经双语教学人才的培养是各法学院所必须设立的战略目标之一。出国留学是培养双语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出国不是提高语言和国经法水平的唯一途径。笔者也遇到过没有真正的出国经历,但具有较高的语言和国经法水平的人才。所以,想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员必须首先找到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有效途径,否则即使承担了双语教学任务,也无法有效地教授。换言之,如果老师都作不到的事,就很难期待多数同学能够作到了。

 

    当然提高国经法双语教学师资的途径很多,且多数应当由相关法学院自己完成。笔者认为不妨由教育部、相关学会或有能力的大学自己组织和举办短期或长期的双语教学人才培训。培训计划应当包括教学方式、方法交流;教材和教学内容选取;教学进度控制;相关课程专业标准的确认;考题设计等影响教学过程和效果的实际问题。培训的目的应当是使从事国经法双语教学人员对于所教授课程本身的各种标准有比较明确的理解,对于双语教学的目标和效果有较合理期待值。

 

    短期培训能够解决部分国经法双语教学的技术问题,但无法帮助授课老师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英语和法律水平。所以,只有那些具有基本双语授课能力和素质的教员才能通过短期培训的方式提高。

 

六、教和学的双向误区

 

    根据笔者的授课经验以及对国内双语教学各种论文的研究,笔者认为国内法律双语教学,当然包括国经法双语教学的教和学两个方面都存在一些误区,在此提出供大家讨论。

 

    教和学的第一大误区是将外语作为一种奢侈品、装饰品或摆设,而不是交流和工作的工具。以法律双语课程为例。有的老师在上双语课程时没有用英语作为教授和交流工具的意识,在课程中使用英语的象征性意义高于课程内容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有的课使用英文资料、用中文教授,这样双语课成了法律翻译课。有老师只能照课本宣读,没有用英语自由、有效解释的能力,常常不得不用中文解释复杂法律概念。这样学生也会采取同样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课程内容。很多学生能够用英语背诵几分钟的发言稿,却不敢或不能用英文作即兴发言。究其原因就是老师和学生在学习英文时从来没有想到过真正使用,而是将英语视为一门“考试课程”,应付考试是目的、而考试成绩则是衡量英语水平的标准。当然这里面也有英语语言教育方法和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但仅为了考试而学会的英语没有使用的基础和空间。同样思维反映在法律双语教学上也是仅将“考过”课程内容作为学习目标,而没有将“使用”英语从事法律专业作为课程的目标。笔者在网上见到过部分国际法双语课程教学大纲,其中90%是用中文撰写的。使用这样的大纲能达到双语教学目的吗?笔者认为这种对英语使用方面的怪现象是没有将英语视为交流和教授工具理念的结果,而仅将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对待。如果我们将英语或任何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生存必要手段的话,我们就更会注意英语表述内容的合理性和与他人交流的效果,而不仅以是否能按照课堂标准“说”英语而满足。

 

    在使用英语教学问题上,笔者也许更倾向于所谓“工具论”的观点。但由于缺乏“工具论”明确定义,笔者不能确定自己观点是否真得与所谓的“工具论”合拍。不论是否是“工具论”,笔者基本上同意英语教授国经法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用英语学习国经法知识、培养学生用英语思考法律问题,表述思想而最终获得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能力的观点。[20] 因此,学习英语和能够使用英语本身不是目的,而用英语从事法律实践或教学工作才是目的。

 

    英语法律教学和法律英语课的差别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且很难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经常导致误区产生的领域。[21] 笔者认为用英语教授法律的课程必须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但如果为了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而将英文法律课程搞成了法律英语课程则失去了开设英文法律课程的意义。例如,有学者在介绍法律双语课程经验时说:“每次上课时,先听一段大约五分钟的听力材料,材料主要选自美国之音法律类新闻(从“特别英语”循序渐进地过渡到“标准英语”)。然后开始以中英文相结合讲课。对于关键性的难点,特别是学生无法理解的内容,首先用中文讲解。”[22] 笔者认为在英语法律课程讲授过程中使用以上教学方法不妥。这些方法是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训练方法,而不是提高学生使用英语从事法律工作能力的训练方法。语言训练是英语教授法律的前提,但如果将英语教授法律课程降为语言训练则失去了开始双语专业课程的意义。我国目前很多双语法律课程是由外语专业人才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将他们熟悉的外语训练方法引入法律专业的双语课程。[23] 照搬英语(外语)专业的训练方法无法完成使学生具有用英语(外语)作为工作语言从事法律工作之目的。虽然如果学生英语水平差,教师则必须想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但也不能将提高英语能力的法律英语课程和提高使用英语从事法律工作能力的英语法律课程(即双语课程)混淆。如果学生英语水平如此之低,他们应当首先通过各种英语课程培训再进入英语法律课程训练。所以,在从事英语法律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将英语法律教学和法律英语教学混同的误区。

 

    国经法教和学的另一误区是忽视了外语所表述的法律内涵,而偏重浅层次的中外文对译。法律应当是一种逻辑体系,法律的条文起草、解释和法律的适用应当一致、透明和具有可预见性,否则法律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公正、公平和理性。国经法的法律规则适用特别强调法律的逻辑性、合理性和透明度,否则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就很难从法律实施中得到公正。根据笔者自己的双语教学经验和对国内部分翻译著作的阅读体会,感到至少从事国际法(包括国经法)双语教学和翻译的部分学者对用英语表述的法律内容和精髓理解有偏差多和翻译层次较低的弊病。有些翻译作品可能按照字典标准也可以说“有据可依”,但中文翻译结果晦涩难懂,中文表述的内容缺乏逻辑和理性。如果英文原文就是如此,这样的英文作品就不应当向国人推荐(笔者仅有能力就英文中译本水平作出评论)。如果是译者自己的水准所致,则反映了笔者所指的“误区”,即对英文法律内容以浅层次的字典标准理解和传授,而忽视了法律精髓的理解和传授。这一误区在国经法双语教学的体现就是教师和学生仅停留在浅层次对译水平传授和吸收,而忽视了外语资料的深层次内涵。[24] 以这样的标准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有高层次人才水平,也不能有效的使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不具有就实质性法律问题进行高层次的交流能力,当然就没有和外国同行平等交流的地位和资格。当这种不平等是由于我们自身知识缺陷所造成的话,我们必须认真反思我们双语教学的方式、标准和水平。   

 

七、中国特色对双语教学的影响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双语教学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人们对所谓中国特色双语教学的定义一定有不同理解。在此,笔者仅希望表述一下自己对所谓中国特色国经法双语教学的看法,及其对于国经法双语教学模式的影响。

 

    笔者认为国经法双语教学的中国特色及其对教学模式的影响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               国经法双语教学是政府行政指导教学的产物,自上而下产生。由于所有法学院必须有5-10%的双语课程,虽然国经法课程本身不是必须用双语教授的课程,但其国际性质自然成为满足双语课程开设需要的首选之一。这种指标性评审体系对国经法双语教学的必然后果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具体模式上则出现了英文资料加中文提纲和口授的模式;英文资料加50%中英文授课模式;英文资料加主要阅读英文资料模式;和英文资料加主要用英文讲解模式等主要模式。强制推行的双语教学的质量无法保证,且如果相关法学院找不到有效途径培养或引进合格师资的话,这些法学院的双语课程永远只能停留在50%外语上课的水平,是无法满足当时教育部强制推行双语教学初衷的。

 

第二、               缺乏合适教材是开展国经法双语课程的主要困难之一。国内出版的英语教材质量、即外语水平和内容都缺乏质量保证体系。笔者翻阅过国内出版的部分英语法律资料,其中出现的语法错误和中式英语表述过多,法律描述的内容和角度又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虽然学者对法律内容可以持不同观点,但资料的客观、全面和准确性,作者本身的专业知识功底,以及语言表述的规范性都是教材所必需的最低标准。由于高水准专业外语人才不足和资料所限,合适的国经法英文教材的匮乏是短期很难解决的问题。直接引入的外国教材也不能直接满足国内学生需要。例如,笔者自己专著: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的第三版已经由法制出版社和LexisNexis 联合在中国出版。[25] 但该书是针对澳大利亚市场而作,且没有考虑到中国学生缺乏普通法训练,特别是缺乏普通法逻辑推理知识和方法训练的特点,故有不少学生还是有理解方面的困难。笔者在自己的双语课程中使用自己的书,但已经根据国内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在讲授中对影响学生理解的问题作出了特别说明和解释。国内现有的从事国经法双语教学的师资水平不一,如果老师读不懂教材的话,国外教材很难被顺利地本土化。编写合适的双语教学教材是教育部推行双语教学成功如否的重要因素。此工作应当由教育部主持或由具有编写合格外语教材能力的科研机构单独或联合承担。

 

第三、               缺乏高质量师资是国经法教学的又一弱点,而在缺乏合格师资条件下推行双语教学则成为国经法双语教学的特色之一。师资是国经法双语教学成功的保证。有师资的话,即使没有合适教材,教师也有能力编辑。反之,师资水平差,即使有合适教材,教师也没有能力传授知识。通过有效方式、多途径、多层次地提高国经法师资水平是国经法双语教学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第四、               法律专业学生的英语(外语)水平低是实施双语教学所必须面对的难题,也成为推行双语教学的中国特色之一。根据笔者对自己所教过的学生情况调查,自2004年开始,在笔者每学年教过的三个双语课程班内,能够熟练地用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的学生、即基本达到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学生人数仅占学生的5-10%左右,还有约10-15%的学生能够有效地理解英文资料内容,但不能够用英文流利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其余的学生的英文理解力则不能达到工作语言水平,但也有少数(约3%)学生英文不错却缺乏有效的法律思维能力。此类少数学生或者因为过早地形成了惯性思维,而拒绝接受学习国经法和外国法所必须的思维调整,或者属于无法接受法律思维类而不适合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学生。这些是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和批阅考卷经验而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全面,但至少反映了我国部分较成熟法学院双语教学所面临的学生英语水平不能达到教学所需基本水平问题。部分基础较差的法学院学生情况可能更糟。[26] 此特色要求教师必须按照学生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决定教授内容、进度和使用汉语的比例。

 

第五、               在校内和生活中缺乏有效的外语使用环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特色。我国大学的公共外语教学从未走出“课堂知识”模式。学生自发或学校引导组织的“英语角”(English Corner)或类似活动对提高专业英语水平帮助不大。缺乏环境,但学校又没有改造环境的有效措施,故造成公共课外语教学年复一年的恶性循环,即处于一个“抱怨-重复-抱怨”的无止境的循环之中而无力自拔。环境常常成了无法成功推行双语教学的理由,而双语教学的不成功又使环境无法改变。在缺乏环境条件下努力提高双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从而通过双语教学推动环境的改善是国经法双语教学的另一特色。

 

以上特色对于目前国经法双语教学模式有直接影响。由于这些特色的存在,国经法双语教学模式必须适合这些特色。同时由于这些特色的存在,国经法双语教学也必须能够针对这些特色设置,从而达到有效地改变或减少特色影响的效果。例如,教材和师资培训问题应当通过教育部和相关大学的专项投入方式解决,集中国内优秀资源尽快地为国经法相关课程发展出成熟的、高水平的外语教材,并通过多种多样的培训方式尽可能地提高国经法双语教师自身素质,建立短训班是应当考虑的培训方式之一。法律学生的外语水平应当通过营造大的外语学习环境和提高师资的外语水平达到。例如,各类课程中直接使用英文资料比重增加,举办大量的英文讲座,多举办国际会议,为学生创造使用和练习英语的机会,充分利用校内留学生资源为学生创造和外国留学生交流的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供合适的外语互动环境,[27] 尽可能多地组织学生参加外语的法律知识竞赛、使他们有使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竞争的机会等,都是有利于改善大语言环境的有效措施。

 

    研究中国特色对双语教学影响的积极目的在于认识到在我国开展双语教学的特定前提、背景和需要,以及限定条件,从而认识到这些前提和限定条件对现有模式不可避免的影响,进而发现改善环境条件和建立最有效模式的方法和途径。

 

八、结论

 

    我国法律双语教学是应教育部的要求而产生。在部分不具有合格师资和学生英语(外语)水平较差的法学院,法律双语教学是为满足形式而设,很难完成培养能用英语从事法律专业工作人才的任务。只有在那些客观条件相对完备条件下开设的双语法律课程才有可能满足教育部当初推动双语教学的目的。国经法双语教学属于法律双语教学的一种,反映了我国当前法律双语教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各类法学科目中,国经法是最适合用英语教授的科目之一。由于语言本身的特色,有些基础法律科目是不适合用英语教授的。根据笔者多年从事中英文双语写作的经验,有些中国法内容用中、英文表述的后果有较大差别。将中国法基础课程,例如,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中国法律史、合同法、公司法等翻译成英文对母语是中文的学生讲授是得不偿失,完全没有必要,而在学生学会了全部法律基础课程后用英文讲授部分法律专题则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训练。由于国际法、比较法和外国法律史等课程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或外国法内容等),用英语(双语)教授完全可行,且用英文传授的部分知识比翻译成中文后的内容会更准确,故这些课程应当是法律专业双语课的首选。因此,研究国经法双语教学对有效提高法律学生的法律知识和英语(外语)水平有重要意义。

 

    根据本文对国经法双语教学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国经法双语教学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1)合适教材的编写和选择;2)双语教学师资的培训;3)在现有条件下对校园内使用英语(外语)环境的营造;4)根据学生英语(外语)水平和法律基础对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提高;5)国经法双语课程应当以选修课方式存在。这些问题有些需要教育部和学校的共同努力和政府机构组织的系统工程解决,有些则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解决。笔者认为提高法律学生英语(外语)能力的最重要方面是全面改变教师和学生对英语(外语)的认识,将英语(外语)从“象牙塔”(英语课堂)内请出来,成为生活、交流的工具和必须品。中文是我国的官方语言和中华民族千古文明的结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学生应当有选择是否参加双语课程的权利,这不仅关系到授课效果,[28] 也是尊重学生人权的体现。 另一方面,英语环境的加强永远不会、也不能撼动中文作为母语的统治地位,但这不妨碍英语(或其他外语)获得辅助性交流工具地位,因为英语毕竟是全球使用面积最广的语言。增强国人的外语运用能力对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至关重要,是国人文化素质水准的标志之一。因此,笔者认为教育部推行的双语教学虽然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但对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能够成功地走向世界的保证。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中国人在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是凤毛麟角。这与中国大国地位及不相乘。中国专业人士(包括法律人士)外语水平不能满足工作要求是这种怪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成功地建立和发展培养双语法律人才的教学模式(包括国经法双语教学)是我们这一代法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版权声明

 

感谢莫世健教授免费惠允本网站独家首发该论文,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网www.cuplfil.com及莫世健教授保留本文著作权及其他网络传播权,未经本网站书面许可或者经作者许可请勿转载,为公共利益或者教学科研目的转载的请注明出处。本版权声明构成该论文的一部分,合理转载时请保留本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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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估计中国大学现有法学院数目在600个以上。

 

[] 此消息已经被广泛报道,例如,见《天山网》2006718日报道,网址: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edu/content/2006-07/18/content_294393.htm;又见《大律师网》2006725日报道,网址:http://www.chinalawyer.org.cn/focus/ViewContent.aspx?ReportID=267483e3-05e8-4a39-9d4b-921f300e2199

 

[] 笔者认为国经法律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熟练使用至少一门外语的能力和全方位地理解、适应国际经济活动和法律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灵活性和国际性的能力。

 

[] 例如,有人认为:“双语教学”可以成为提供我国新时代外语教学质量的重要策略,其本身也不是单纯教学方法问题。见钟启泉:《“双语教学”不是单纯教学方法问题》,见网址:http://www.xzschool.com/jxky/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45

 

[] 例如,有人将“双语教学”定义为:“它是在学校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不只使用母语,同时广泛使用外语的一种教学活动。”,见网址:http://hi.baidu.com/%B3%BE%CD%F8/blog/item/081b4508045608950a7b820f.html

 

[] 例如,有人将“双语教学”定义为:“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两种语言作为媒介,尤其是把外语作为教和学的媒介。”柳袁照:《双语教育:学校发展的必然选择》,载于中国双语教育网,网址:http://www.tesol.cn/yan_jiu/sy_xuexiao_fazhan_xz.html

 

[] 例如,有观点认为:“双语教学就其本意来说,主要是指多元文化国家的一种语言政策,而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式。”,见网址:http://www.sjedu.cn/xxzb/2002-9.htm

 

[] 例如,有人根据外国字典定义将法学双语教学理解为:“双语教学提出的最初目的主要是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此定义与中国双语教学现实不符,是对教育部推动双语教学初衷的误解。见查晓雯:《立足实际开展国际贸易法双语教学》《南方论刊》2006年第2期,第57-59页。

 

[] 笔者在百度搜索网页作过简单“双语教学”检索,找到超过50万类似网页,而多数网页与中小学双语教学相关,且很多研究双语教学的文章讨论中小学双语教学或教育问题。

 

[] 例如,见云南大学2005年第3期,总第11期《本科教学评估通讯》,载于网址:http://www.pgw.ynu.edu.cn/pjtx/upload/pgtx11.htm;又见吉林建筑工程学院网址:http://219.217.94.251:8080/webmanagejxpg/webmanage/showinfo.jsp?kindCode=INFO01020504&path=20060428094511137.htm;其他略。

 

[11] 笔者注意到我国目前开展的双语教学基本符合狭义的双语教育,即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内容的教育的观点。但该观点是以英文的“bilingual education” 一词推论的。见王斌华:《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中外比较》,载于汉语教学网,网址:http://www.pep.com.cn/200503/ca670234.htm

 

[12] 例如,张雷宝刘晓宏在他们关于双语教学的论文中用下列语言描述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的差别:

 

在国内,许多学者都把“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和“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等同起来。而美国旧金山大学方帆教授则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双语教学”包括的范围比“双语教育”要广泛得多。显然,教育和教学在汉语中的差别是明显的,因而有必要加以厘清。在国内,杨嘉铭(1997)曾从教育和教学的汉语定义入手,经过详细论述后指出:教学是构成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学处于从属于教育的地位;而双语教学属于教学范畴,它不能取代双语教育,不能成为双语教育的特定代称。当然,双语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多种类型,而双语教学则是“实施双语教育目标的主要途径”。本文认为,双语教学就是指在学校中进行的双语教育,而国内大多数的专家和学者都是在学校教育或教学改革层面上或假设下讨论双语教学问题的,因此,这方面并无实质性的分歧。

 

由于信息故障,文章题目无法显示,见网址:http://search.sherc.net/files/20060609/1685017.htm。本文对于“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概念区别的讨论有些含糊,但区分两概念的目的是清楚地。

 

[13] 例如,有人将“双语教学”译为:bilingual education/teaching。见运城市新教育实验学校“双语口才训练”英文组2006年第二学期实施方案,网址:http://bbs.eduol.cn/printpage.asp?BoardID=20&ID=207599;陈芳芳:《双语教学运作模式的价值取向与理念定位》,称:“本文认为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或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都是指以两种语言做为教学媒介对学习者进行教育或教学的一种教学行为方式,其中涵盖着学院式的正规双语教育或教学和非学院式的非正规的双语教育或教学两大范畴。”载于网址:http://www.tcjmxx.cn/jiaoyu/printpage.asp?ArticleID=1449;也有人在定义“双语教学”概念时将“双语教育”视为“双语教学”,见卢丹怀:《双语教学概念及其功能》,200638日上传,见网址:http://www.edutide.net/Show_Article.asp?Article_Id=717

 

[14] 见《中国双语教育网》,网址:http://www.tesol.cn/lan_mu_shou_ye/ask_and_answer.html#区别。

 

[15] 以英文字典《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中的“bilingual”为基础研究“双语教学”的例子很多,例如,见王旭东:《关于“双语教学”的思考》,载于网址:http://www.sh-llzx.com/bilingual_geography/wenzhang/article/3.htm。通过解释“bilingualism”解释“双语教学”的例子也很多,例如,见一篇未署名的题为《浅论双语教学》文章,载于网址:http://61.187.51.83/sw/xuekewangzhan/shuangyu/shuangyu.htm

 

[16] 此类范例见,姚艳:《论法律专业双语教学的改革和完善》《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63月,第19卷第1期,第39-40页;见王刚 李岩:《关于国际法学科开设英汉双语教学的思考》《安康师专学报》20066月,第18卷第3,105-107111页;谭绍木 黄惠:《法律课程双语教学探析》,《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月第6卷第2期,第60-63页。

 

[17] 例如,彭军:《法律双语教学初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月,第4卷第1期,第70-72页。该论文的作者在讨论法律双语教学时也援用了《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定义“双语教学”概念。

 

[18] 笔者希望指出必须按照我国的国情作出“双语教学”定义,否则“双语教学”概念就没有实际意义。例如,有人将“双语教学”定义为:是在非语言学科(一般是指专业课和基础课)中用外语(通常为英语)进行教学,使学习者能同时使用汉语和英语进行专业思维,能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对所学的专业和基础课知识,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自由的切换。见李友霞聂婴智:《高等院校法律基础课双语教学研究》《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总第48期)第126-127页。笔者认为他们将“双语教学”太理想化了。如果真得这样定义的话,我国几乎没有法学院能够完成这样的指标。能够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人不一定能够具有使用两种语言思维且任意转换的能力。

 

[19] 笔者认为我国法学院国际法领域教员的外语专业水平是否合格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主要与每个人对传授国际法知识所需要的知识水平的理解和期待不同。因此,笔者不同意我国现有法学院中从事国际法教学教员外语水平普遍较高,能够胜任双语教学的乐观结论。此结论见沈木珠:《国际贸易法双语教学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月,总25卷第3期,第391-394页。

 

[20] 见戴庆康:《〈国际商法〉英汉双语教学初探》,《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3期(总第91期),第58-60页。

 

[21] 例如,有人在讨论法律双语教学时将双语教学和法律英语视为同等概念,交替使用。见刘冬花:《小议法律双语教学实践》《法制与社会》20063月,第136-137页。

 

[22] 见谭绍木黄惠:《法律课程双语教学探析》,《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月第6卷第2期,第60-63页。

 

[23] 见王刚 李岩:《关于国际法学科开设英汉双语教学的思考》《安康师专学报》20066月,第18卷第3,105-107111页。他们介绍的比例模式大纲的教学方法强调语言对话能力培训,缺乏对法律思维和逻辑信息的传递。

 

[24] 例如,有人认为学生英语具有中等水平就能满足双语教学需要,见姚艳:《论法律专业双语教学的改革和完善》《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63月,第19卷第1期,第39-40页。中等英语水平不能满足从事法律专业交流需要,又怎能满足双语教学需要呢?可见此作者没有脱离双语是“法律英语”的思维方式,而忽视了法律内涵传递的需要。

 

[25] 见莫世健(John Shijian Mo)著:(《国际商法》英文版)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3rd edn, 中国法制出版社和LexisNexis联合出版,2004年。

 

[26] 我国大学公共英语(外语)教学的失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样结论见,王刚李岩:《关于国际法学科开设英汉双语教学的思考》《安康师专学报》20066月,第18卷第3,105-107111.

 

[27] 关于使用网络资源推动双语教学的体会见,刘青:《基于网络资源开展信息法双语教学的思考》《图书情报知识》20061月,总第109期,第108-111页。

 

[28] 笔者同意部分学者将法律双语教学设为选修课的主张,见张乐平:《全球化背景下法律双语教学探讨》《河北法学》200511月,第23卷第11期,第158-160页。同时笔者自己的教学经验也证明将双语教学课程设为选修课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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