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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茶座  
澳大利亚法学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作者:莫世健    来源:国际法学研究网
 

一、绪论

         澳大利亚(简称澳洲)是英联邦成员之一,属于普通法系国家。澳大利亚历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土籍人(Aborigine)移居史和欧洲人移民史。澳洲土籍人约五万年前到达澳洲定居,他们属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点,分散在整个澳大利亚,在欧洲人占领澳大利亚之前,共有 500 多个部落,人数达七十五万之多。[1] 欧洲人约在17世纪初发现澳洲,但欧洲移民实际开始移入澳洲是从1768年,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探险开始。据史料记载,库克船长于1770年在澳洲东海岸登陆,和当地土籍发生激烈冲突,并占领了澳洲东海岸。自此,欧洲移民正式移居澳洲。[2] 美国宣布独立后,英国开始将澳洲用作主要海外的犯人流放地。1850年的黄金热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当时大批中国劳工也因黄金热移入澳洲。[3] 1868年英国停止向澳洲输送罪犯政策,此时澳洲的英国罪犯及释囚已占移民人口的1/9,其余则为自由殖民及土生澳大利亚人。[4]

         澳大利亚为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于1901年。联邦现由六个州和两个地区组成。[5] 澳洲的联邦制对澳洲法学教育有决定性影响。各州法律课程的设置受各州律师执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而律师执业条件由各州政府和律师机构决定。

         澳大利亚现有各类法律院校三十所,[6] 也有资料称28所法学院。[7] 多为专门法学院,但也有是和其他专业合并的。常见的组合是法、商、文学院组合。绝大多数法学院是公立性质,目前仅Bond 大学法学院为私立性质。为了较全面介绍澳洲大学法律教育状况,本文将分别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法学研究三个方面介绍。

二、本科教育

(一)学位结构设置

         法律历来被视为一门高深的学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澳洲法学院有三年或四年学制的单一法学学士学位,有三年学制的第二法律学士学位(与美国的JD相似),也有五年或六年学制的双学位(法学学士+其他学士)学位。例如,墨尔本大学法学院就设有四年制法学学士学位,也有五年或六年的双学制;[8] 但新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UNE)仍然保留有三年学制的单一本科法学学士学位,该学位入学条件是申请人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与法律相关的工作经验。[9] 因所有大学均采取学分制,所谓几年学制只是在学业计划方面有意义。不论是三年或四年,都是假定的正常学习所需要的时间。如果学生每学期选用的课程少,或多门考试不及格,则会用较长时间完成学位。如果学生因过去所学课程获得课程减免或每学期选学课程较多(学校都会有最多允许选修课程总量限制),则有可能提前完成学业。

澳洲大学不同本科专业所需时间不同,有三年制、也有四年制,医学会长达6-8年。虽然三年有可能获得一个文学或工科学位,但法律界普遍认为三年对于法律学习是不够的。所以,美国和加拿大将法律作为第二学位设立。澳洲一直受英国影响大,没有采取美式的学位结构。澳洲本科法学位称为LLB(法学学士)。原来一般需要四年完成。仅就法学教育核心课程(core subjects)所需时间而言,三年或更短时间也可以完成10-12门左右的核心课程。但单一法律学士学位学生在年龄和知识层面都显得不足。社会需求使得澳洲多数法学院都转向双学位制,或类似于美国JD制度的第二法学学士学位制。双学位制是要求学生同时攻读法律以外的另一学位,一般五年能够完成。双学位制可以在一开始读法律时就注册为双学位学生,也可以在开始读其他学位一至两年后(多数两年后)转入法律学士学位。第二学位制则允许已经获得了一个非法律学位的学生申请攻读法律学士学位。这两种攻读法律体制的主要差别是双学位制一般五年能够完成,而第二学位加第一学位的总合可能会超过六年时间。在第二学位制基础上,具有非法律学位硕士以上学位的学生当然更有资格攻读法律第二学位。以悉尼大学法学院为例,该学院允许学生通过攻读不同专业组合方式(如商/法,经济/法,文学/法,计算机/法等)攻读法学学士。[10] 双学位和第二学位的共同特点是学生学习时间较长,具有除法律外的其他科学知识,且年龄较三年毕业要成熟。

         除了双学位和第二学位外,澳洲部分大学法学院还有专门针对成人学生的特殊单学士学位制度。有些成人学生具有相当的工作经验,且年龄相对较大,他们有时也被允许直接攻读三年或四年的法律学位。此类学生人数不多,经验和年龄是接受这些学生的主要标准。前面介绍的新英格兰大学法学院的三年法学学士学位项目就是其中一例。此类特殊群体安排体现了教育平等的理念。主要是给此类成人学生攻读法律的机会。同时这些学生都有一定的法律工作或类似工作经验,他们的年龄和经验可以弥补他们学历的不足。此种教育体制不仅反映了教育平等理念,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理念。参加此类项目的学生自己必须学会面对市场挑战,提供此类项目的学校也必须面对市场挑战。由于澳洲部分位于偏远地区的学校和新建学校面对位于发达地区和历史悠久的强校竞争生源时处于弱势,它们必须转向优秀大学忽视的群体和在优秀大学入学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市场。因此就有了此类三年制本科单一法学学士学位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在澳大利亚,不论三年、四年、五年或更多时间,毕业生是否能取得相关洲的律师资格主要看该生是否完成了律师公会和州最高法院规定的律师资格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一般在10门课左右,各州大体一致。学制长短会影响学生选修课程的数目,不会影响核心课程(即学位必修课程)的内容。因而法律本科毕业生法律知识最低水平是全国统一的。

() 入学条件

         澳大利亚各法学院入学条件由各大学或法学院单独设立,并不完全统一。例如,悉尼大学文学院要求本科学位申请人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1]

1.         持有能为大学入学指数体系(University Admission Index, UAI)所承认的新南威尔士高中毕业证书(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或其他类似证书;

2.        至少完成了一年以上的全日制大学课程或类似课程;或

3.        完成了大学学术委员会批准的大学预科或类似学历;

因法律是双学位,读法律学生需要符合以上条件以后才有资格申请法律,而在有资格申请者中,只有优秀或比较优秀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法学院学习。澳洲没有大学统一入学考试制度。各法学院从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中录取学生。

         由于各大学有自主招生权利,他们设立的入学标准也有变化。前面的悉尼大学属于澳洲最热门大学之一。竞争激烈,其入学条件会相对高。而地处偏远地区的学校入学条件就会相对低。澳洲政府拒绝就各法学院排名进行正式评估。法学教育界也没有自己的排名。但商业出版商出版的每年大学入学指南将法学院入学条件难易程度进行比较。例如,Hobsons guides出版的《2006年优秀大学指南》(The Good Universities Guide 2006)将悉尼大学等22所法学院列为竞争激烈范围,而将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CDU)法学院列为最容易申请范围。[12]为了说明大学入学条件之间的差别,现将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入学条件列举如下:[13]

1.         持有北部地区教育文凭(Northern Territory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或类似文凭,并在大学入学级别(Tertiary Entrance Rank)体系中的得分不低于60分。

2.        持有四级以上的专科培训文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或技术培训文凭(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TAFE)

3.        在大学入学特别考试(Special Tertiary Education Test, STAT)中获得至少145分以上成绩;

4.        至少在过去的全日制学习或其他高等教育学位文凭/证书学习过程中已获得0.5个成绩平均分(Grade Point Average);

仅就入学条件比较,很难判断究竟是申请哪所学校困难。真正的困难来自竞争。当申请人众多时,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弱者淘汰,因而入学申请就显得难。而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地处澳洲最北部,人烟稀少,申请人自然少,入学自然容易的多。此种由于竞争导致的入学申请成功难易程度的变化和学生质量因而产生的差别在澳洲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资金充裕的法学院自然成为法学院中的佼佼者。

(三)课程设置

         澳洲各法学院入学标准和课程设置由各大学决定,并受当地律师公会影响,但不等于澳洲的法学教育千差万别。为了防止各法学院教育内容差别过大,并因此而影响全国律师水平,各州和独立地区的州最高法院以批准律师执业资格要件方式规定了10-11门左右统一的核心课程(core subjects)。这10-11门课程为:《刑法和刑事诉讼》、《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衡平法》、《信托法》、《公司法》、《行政法》、《宪法》、《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如果《衡平法》和《信托法》合为一门课程的话,则为10门课程。各法学院具体设置的法学学士学位核心课程具体数目可能不同。主要原因是:1)有些法学院为了提高毕业生的竞争力,规定了高于律师公会和法院设立的执业标准最低标准的核心课程;2)有些法学院将可以设立为一学年课程的核心课程改为两个半年课程,因而增加了核心课程的数目。例如,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法学院的法学学士学位核心课程就有14门之多。[14] 此类变化的底线是不论具体课程设置如何,所有法学院的LLB课程必须获得本州最高法院的批准,即认定它们毕业生符合在当地执业的标准,否则毕业生可能持有有关学校的LLB学位,却不具有在当地执业的专业资格。此类现象在澳洲法学院创办历史上出现过。因为从理论上讲,大学是独立体,不必服从律师公会和当地法院的指导。但如果某法学院毕业生有本科学位,但不能获得执业资格的话,该学院的法学学士项目就会失去竞争力和吸引力。此竞争力威胁迫使所有大学法学院必须和当地律师公会和最高法院保持良好的互动和合作关系。此种竞争性的平衡成为协调和约束法学院本科课程和法律实务界的杠杆。

         选修课程完全由法学院自己设置。除了法律选修课外,法律学士学位也会要求有一定的所谓公共课比例。如果读双学位,学生则必须选修大量的与另一学位相关课程。此类课程当然也能满足LLB公共课要求。四年LLB课程设置最能说明学位核心课程、法律选修课和一般公共课比例的关系。以莫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法学院四年LLB课程为例。每个本科毕业生必须在四年内完成192个法律课程学分和108个其他课程学分。这192个法律学分中有一部分是指定课程,该部分指定课程包括统一的核心课程在内的15门法律必修课程,约占120学分,其余72个法学课程学分则须从每学期开设的其他法律课程中选修。除了前面提及的10-11门核心课程外,法律必修课程还包括:《法律逻辑》(与《法理》类似)、《法和社会》、《法律实践、专业操守和研究课程》(分为AB CD四个等级的连续课程)和《律师、职业道德和社会》。其他选修课则从当年开设的选修课程中选择。108个非法律课程学分则从大学开设的公共课中选择。只要相关课程没有特别限制,或LLB学生符合任何公共课程选修条件都可以选修。其他双学位、第二学位和三年制课程设置都与以上范例原则相似。各法学院对于每门课程学分数目无统一规定,有些课程6个学分,有些4个。

         考虑到学生能力和每门课程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各法学院一般仅允许每个学生每学期最多选修五门课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生才能选修6门课程。而同一学期选修更多课程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行的。

         澳洲法学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是远程教学。澳洲地广人稀,远程教育成本相对低,并且使许多地处交通不便地区学生学习法律成为可能。不仅地处偏远地区的法学院,如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法学院和詹姆斯.库克大学法学院等,正在大力开展以电子数据技术为基础的远程教育,许多似悉尼大学一样有雄厚基础和地位的知名法学院也在推广远程法学教育。中国大学可以向澳洲法学院学习开展和推广远程教育的技术和方法。

(四)学期设置

         澳洲大学多采取双学期制。一般在2月和7月开学,每个学期12-14周。每年的11月、12月和1月份则进入夏期。有学校也开设暑期班,有些学分不够或希望提前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利用暑期课程补足学分。但多数暑期课程开设的不全,故学生的选择也受到一定限制。

         澳洲大学中可能只有邦迪大学(Bond University)法学院是真正实施每年三学期授课的法学院。邦迪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成立于1986年,以当时澳洲著名的企业家之一的邦迪(Bond)的姓命名。邦迪是澳洲八十年代知名人物之一,有经济头脑,经商作风大胆、敢于冒险,也经常有不规范的行为,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1987年在自己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敢于创建澳洲第一所私立大学,并引入新的管理机制和办学理念。大学的创办受到昆士兰州政府的积极支持。后来邦迪很快陷入破产困境和一些违规操作的传言之中。邦迪大学的威信受到一定影响。邦迪宣布破产后,大学管理机构宣布与邦迪解除关系,但邦迪大学的名称继续使用。在以后的时间里,邦迪大学并没有因为其创建人的没落而衰亡。现在邦迪法学院已进入了公认的澳洲最好法学院行列。

除了大学运作的效率和高薪外,邦迪大学创办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办成一所富人的大学。其学费高于其他大学,但学制也短于其他大学。三年的法律课程,在邦迪大学法学院2年就可以修完,这主要是因为邦迪法学院采取每年三学期的学制。学生一般反映邦迪法学院课程重、节奏快,但多对两年完成三年学习任务感到满意。除了教学风格、内容、效率和办学理念吸引人外,邦迪大学吸引富家子弟和有钱学生的特点也是它成功的秘诀之一。在读书期间能够认识不少有钱、有资源朋友,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网络也是不少人乐于去邦迪法学院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种理念在中国并不陌生,很多名牌大学昂贵的MBA课程班也出现过此种现象。

         澳洲大学一般学期都短于中国大学,且在每年4月复活节期间还有短假期。中国大学现有学期一般在18-20周左右。一般10周后授课老师和学生都感到疲劳,听课人数会下降,老师授课质量也会下降。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学期可以考虑适当缩短,且五一假期应当按照学校的规律和效率考虑按照教学互动最佳效果改为学校期中假期,使老师和学生真得有一个恢复的机会。

(五)教学互动和案例教学

         澳洲法学教育方法与其他普通法系国家教学方法相同,注重教学互动和案例教学。所有的必修课都由课堂讲授和辅导课两部分构成。一般是每周两个学时的课堂讲授和一个小时的辅导课。讲授和辅导可以由同一老师上,但经常是授课老师为资深教员,而辅导课则由年轻教员分别承担。教授课程的学生人数可能是十几个或几百个,但辅导课学生人数一般是十或十几人。有此可见需要年轻教员担任辅导课教授的原因不言自明。当然如果班级比较小,授课老师也可以同时担任辅导教员。这主要和老师每学期的工作量相关。出于工作量考虑,资深教授课程量不足时也不得不担任其他教员课程的辅导课教师,以满足工作量最低要求。

         多数教员会采取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允许学生随时提问,并就教授中出现的问题随时讨论。学生一般也会积极发言,并提出相关问题。由于课程讲授的速度较快,不预习的学生很难提出质量高的问题。所以,除了老师讲课内容和对学生的态度外,课堂讨论是否热烈与学生准备有直接关系。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讨论,很多老师对学生在辅导课和授课课堂中的表现打分,一般不会超过期末考试的30%。但有些课程的老师有自主权决定课堂学生表现在总分中所占比重,为了鼓励讨论和学生预习,会规定更高的比重。这种互动式教学也要求老师更好地准备课程,否则无法全面、有效地答复学生问题并指导学生的讨论。

         案例教学是普通法系法律教育方法的另一特点。案例教学不仅是通过案例说明法律原理和适用,也是一种向学生展示法律发展和变化,以及推理和逻辑运用的有效手段。案例教学本身也是一种现实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方式,是使法律从神化向人化转换的过程。法律、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人性的互动能够通过出色的案例分析而充分展示。因此,虽然案例教学是一种标准的教学方式,但并不是每一位教员都能够有效地使用案例。案例的选择和解读都能够反映教员的素质、水平和悟性。所以,案例教育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也是一种促使教员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充电的有效手段。为了加强案例教学的效果,普通法系(当然包括澳洲)的案例汇编和分析也成为部分核心课程教学所必不缺少的辅助工具。

         澳洲(当然也适用于所有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澳大利亚州级最高法院以上的法院都有正式的案例报告集。出版社经法院批准独家出版法院的经过法官核对过的案例报告即是官方的或正式的案例报告。不是所有的案例都会报告,出版商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报告。所以,澳洲的案例出版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正式授权的案例报告体系,二(类)是其他出版商出版的非经授权的案例报告,三类是非正式印刷的未经报告的案例。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主要区别是第一类的报告都经过法庭法官的审核和修改,而第二类则是根据出版商自己的法庭录音整理,未经法官自己对内容的核实。此类差别的存在决定所有普通法系经官方授权出版的案例都应当被优先引用的案例使用规则。第三类未经正式出版的案例多为案例的复印件。所有法庭案例都能公开,任何人在交付了复印费和其它管理费用后都有权获得一份未经任何人正式出版的案例。所以,很多法学院图书馆都会专门收集那些未被收入任何正式出版物的案例,作为未报道案例集供研究使用。当然,在有了电子数据库后,案例报告又有了第四种形式,即法院在自己网站以电子数据方式公布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免费的,是法院工作透明和便利公众享用政府资源的措施之一。

         根据以上资料,不难看出,中国的案例教学是不能与澳洲案例教学相比的。除了案例使用的经验外,重要差别之一是案例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中国只有《最高法院公报》可以被视为正式出版的案例。其他商业出版的案例和网上提供的案例均由法官或其他人自己提供,缺乏案例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实例,但不能权威性地说明法律的发展、解释和适用,因而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说服力。所以,我国法律教育中所使用的案例教学最多只是一种举例说明的方式,与普通法系法学院和澳洲法学院所推崇的案例教学不是同一概念。如果希望案例在中国法学教育发挥更大作用的话,规范案例出版,特别是增加案例报告的权威性是建立有效的中国法学案例教学的最重要前提。

三、研究生教育

         普通法研究生教育历来不是法学教育的重点,澳洲也不例外。澳洲现有的法学院中,多数历史较长和较大法学院都有正式硕士和博士项目。但少数处于偏远地区的法学院或新法学院并没有真正的法学硕士和博士项目。地处北部地区的查理斯.达尔文大学法学院和地处昆士兰州北部的詹姆士.库克大学法学院就没有启动真正的法学硕士和博士项目。由于澳洲大学的硕士和博士项目不由国家审批,而仅由大学本身的教学机构管理和质量检查机构监督,这些项目是否启动纯粹由各法学院和大学自主决定。如果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师资力量,任何法学院都可以设置自己的硕士和博士项目。

         实际上澳洲各法学院的硕士和博士项目多数是为了海外学生设立的。只有在就业竞争激烈的较大城市,本地学生才有攻读硕士的压力。同时澳洲是一个经济相对不够发达的西方国家,许多本地希望读硕士或博士的学生都会选择去英国或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因此导致本地生源更加匮乏。现在澳洲各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硕士和博士项目都是靠海外生源支撑的。硕士项目的设置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反映在具体课程设置上的是澳洲法学院的硕士项目多以国际法相关题材、商法和比较法学为主。昆士兰大学法学院是一个在地理位置和规范上均属中等的法学院。它的硕士课程项目为一年的课程项目,收费在1万澳元左右,目前包括五个专业:中国法澳洲法比较硕士,公司法和商法硕士,知识产权法硕士,诉讼和争议解决硕士,国际公法和比较法硕士。[15] 悉尼大学法学院是澳洲历史最悠久的法学院,也是公认澳洲最好的法学院。它开设的法学硕士项目比昆士兰大学法学院多一倍以上,学制一年左右,收费每年2万澳元左右,目前开设的专业包括:法学硕士,行政法和公共政策硕士,商法硕士,犯罪学硕士,环境法硕士,环境法和科学硕士,健康法硕士,国际法硕士,国际商法硕士,国际税法硕士,法理学硕士,劳动关系法硕士,税法硕士。[16] 这两个法学院硕士项目的比较,以及前面提到的没有开设硕士项目的法学院的存在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澳洲法学硕士教育的现状。

         澳洲博士项目的存在完全由各法学院根据自己的资源和师资情况决定。全国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一般教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员都能够根据需要指导博士生。博士一般由博导组指导,其中一名教员担任组长、即真正的指导老师,其他组员基本配合组长。在澳洲大学读博士学位的80%-90%是海外学生。

         由于大量海外学生从事硕士和博士教育,授课老师不得不面对学生的语言障碍的现实问题。除了各大学都有帮助海外学生补习英语的培训机制外,从事硕士教育的教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他们的教授内容和期待值,以符合教授海外学生的需要。多数老师在判卷时也必须考虑海外学生的背景,适当考虑语言障碍对他们法律水平表述的限制,以求尽可能地对这些学生公平。但由此而引发的是法学教育质量控制的争论。由于很多来自其他大英联邦成员,如马来西亚、香港和印尼的学生(多数为华裔)在澳洲多所较大的法学院,如悉尼法学院、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和莫纳士法学院攻读本科,语言能力和法学质量争论也扩展到法学本科教育。多数大学都为了市场需要直接或间接地适当调整成绩评估标准。

         研究生入学标准基本包括两项:本科学位(多数要求法律本科学位)和英语能力(多数接受托福和雅思成绩)。入学时主要考虑申请人本科成绩、语言能力和支付能力。是否成功则主要取决于招生名额和竞争对手强弱。所以,好的学校竞争强烈些,其他学校则次之。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相同方面在此不再赘述。

四、法学研究

         法学研究是澳洲各法学院质量比较的重要指标,但不是正式评估或评比的指标。如前文解释,澳洲政府没有正式的法学院名次或质量评比机制,各大学研究实力和成果差别会有不同社会影响或社会效益,但不会影响政府对法学院的政策。例如,许多处于澳洲偏远地区的法学院研究风气和成果都相当弱,但不等于它们不受欢迎或经济效益不高。偏远地区的法学教育需要他们支撑,同时它们相对弱的入学竞争也为澳洲许多竞争力差的申请人提供了学习法律的机会。所以,这些研究较差的偏远地区的法学院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历史地位。

         澳洲各法学院一般都有自己的法学刊物。为了保证质量,多采取匿名评审方式决定是否接受文章。至于本院教员文章比重则会因编辑部政策不同而有差别。例如,有的法学期刊会采取自己教员文章不超过一定比例的硬性规定,而有的法学期刊则重点发表自己教员的文章。 那些重点发表自己教员文章的期刊不一定是质量差的期刊。 例如,《莫纳士法学评论》(Monash Law Review)就曾经以重点发表自己教员文章而闻名,但该期刊的学术水平一直受到澳洲法学教育界的认可。所以,质量与内外作者比例没有必然联系。

         澳洲法学研究受到普遍认可的杂志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法律评论》(Australian Law Journal),《澳大利亚大律师公会法律评论》(Australian Bar Review)和《悉尼大学法律评论》(Sydney Law Review)。这些杂志排名领先。其他各知名大学法学院法律期刊也受到相当尊重。概括地讲,澳洲法学界对文章水平的评估基本上是两个标准:经匿名评审程序发表的论文和未经匿名评审程序发表的论文。所有经匿名评审程序发表的论文都会受到尊重和承认,而在几个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则会受到更高的尊重。

         研究是法学教育人员必须履行的职能和义务之一。多数法学院都规定了指导性的出版政策,要求教员在一定期间内有一定数量的经匿名评审程序发表的文章。不能达标者也许有续约困难。如果某教员已经由合同制转换为长期任命的话,该教员发表的压力就会相对减轻。但升级快慢与研究能力有决定性关系。所以,教员的敬升是从事研究的主要客观动力,但教员本身对研究的热情和能力是推动研究的主要动力。

         在澳洲法律书籍的出版一般是商业化的决策。自己出钱出书的只是极少数。此制度对于出版物质量控制有一定作用。目前中国法律研究的怪现象之一是出版物的粗制滥造。出版成为一种作者自己投资的行为,出版商以此种方式增加利润,并规避出版低劣出版物所带来的商业风险。此种出版体系的结果是法学研究水平的降低。校正的唯一办法是树立法学研究的正气,抵制低劣出版物的市场和拒绝承认低劣出版物的地位。应当由社会公众、广大专家读者和市场决定出版物的命运,而不应以行政评比方式为劣质出版物增加光环。

五、结论

         澳洲法学教育模式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有不少可借鉴之处。其灵活的教育机制、课程设置、远程教育和教学方法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内地名牌大学参考和借鉴的领域。法学教育要有一致性和统一性,要有质量控制规则和程序,但中国六百多所法学院必须办出不同的特色,否则就不会有法学教育的百花齐放。

         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有相当的原则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协调、统一,不同法学院应当能满足社会不同需要。法学教育评估要有客观、有效和公平的标准,确保大学自治权利和法律社会研究需要的统一。在设置法学体系内的通识课程和公共通识课时,相关大学应当有较大的自由裁决权,以保证法学教育产品的质量和特点的更好结合。

         要鼓励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和互动式教育。中国的法学院应当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案例教学方法体系,以期达到通过案例教学和互动式教学增加学生的能力训练,成为中国法律事业需要的人才。

         法学教育要尽可能保持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的平衡,既要保证法学教育水平和产品质量,也要考虑市场需求。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计划性经济的束缚。法学教育是一种服务产业。中国法学教育界应当勇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界竞争社会资源,不仅应当尽可能将流往国外的个人教育投资留在国内,也要尽可能开发国外对中国法律的需求市场。如果能成功会为国家增加经济效益,也会扩大中国法律在国外的影响。

         法学研究的指导性政策应当重在研究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和改进。中国法学研究不能靠粗制滥造的研究成果支撑。在这样基石上建立的中国法学研究体系不会坚实和有国际竞争力,也不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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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六个州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维多利亚 (Victoria)、昆士兰(Queensland)、南澳大利亚(South Australia)、西澳大利亚(West Australia)、塔斯马尼亚(Tasmania);两个地区是:北部地方(Northern Territory)、首都直辖区(Canberra) 

[6] 资料见Australian Law Schools, at http://jurist.law.mq.edu.au/lawschl.htm.

[7] 见来自Transworld Education 网站资料,网址:http://www.transworldeducation.com/articles/law.htm

[9] 资料见新英格兰大学网址:http://study.une.edu.au/course.php3?id=180&p=MCOURSE

[10] University of Sydney Law School, Undergraduate Law Guide, at http://www.law.usyd.edu.au/fstudent/undergrad/docs_pdfs/ugguide.pdf

[12] Hobsons guidesThe Good Universities Guide 2006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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